界面新闻记者 | 潘文捷

界面新闻编辑 | 姜妍

十几岁时，后来成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的许子东在地里插着秧，腿上爬着蚂蟥。16岁时，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王安忆正在安徽插队，母亲送她的生日礼物是苏联小说《勇敢》，描写苏维埃时代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。在同一个年代，后来的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黄子平在农场文工团，写快板、相声和三句半。

昨日，在“我们这一代的读和写——暨《许子东文集》新书对谈会”活动现场，许子东谈到，在中国，从古至今读书都是一个职业，然而，他、王安忆和黄子平这一代人的特点是，“先做无产阶级再读书”，“在读书之前先做工农、在社会上打滚”，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。

而王安忆在回应这一话题时则表示，有些人看到“我们这些人从知青出身，到现在还算混出个人样来，就会觉得这个时代还不错”，但其实，她大部分同学的处境都“非常糟糕”，她中学的同班同学只有两三个人勉强考上大学，在大学学习边缘学科。王安忆谈到，现在经常有人以她为例，说王安忆没有文凭，也能成为作家，“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如果让我好好地上了大学，我会做得比今天更好”。

“我们这群写作的人，就是群厌恶劳动的寄生虫”

王安忆还提及，她发现作家都不太喜欢劳动，莫言有一句话她认为讲得最对，“麦收的季节是一个残酷的季节”，莫言不喜欢劳动。贾平凹干农活也不行，被全村的人看不起，才会去做写作这个“雕虫小技”。她自己也觉得农村辛苦，工厂工作乏味枯燥，并感叹“我们这群写作的人就是群厌恶劳动的寄生虫”。唯有许子东令她感到意外，插秧插得好，还在工厂做工人，“享受着手艺当中的乐趣”，她认为，许子东在学工学农的过程中可以找到手艺活的逻辑，所以后来他的分析和批评文章逻辑性也特别强。

许子东坦言，自己最早产生读书的愿望、写作的欲望，就是因为“觉得他们胡说八道”。他在大专读电气自动化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有文学才能，想考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，他说，如果不是当过农民和工人的普通劳动者，如果不是进行过实实在在的生活劳动，他还会觉得教材很厉害，可是实际情况是，他赫然发现中文系的教材“大部分是胡说八道”。

后来，网络上有一句话令他印象特别深，有人从宏观角度谈知青下乡运动对于国家的伟大意义，很多人都说好，“锻炼了知青的身心，化解了城市的就业危机，对国家是巨大的帮助”，许子东说，“抽象的好处每一句我都同意，但是我更印象深的是下面有一个人的留言，说亏得我们还活着，否则尽凭他们胡说八道。”他对现场观众说：“你们去翻翻，其实那些胡说八道会不断来的。”

“我们一切都进行得太快了”

关于“我们这一代”的对谈标题，王安忆说，其实她不太愿意给时间贴上标签，“我们一切都进行得太快了”，她说大概从70年代开始，人们就喜欢用70后、80后、90后、00后等标签进行断代，描绘每一个十年，她看到，一方面，人们总是觉得要抛弃和反对上一代人的概念、思想和写作方式，哪怕没有很重要的理由；另一方面，她觉得“我还在学习，并且现在的学习欲望更强、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多，关于小说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想明白，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是老人了，已经是被大家尊敬的老师辈了，好像快要结束了。”

在王安忆眼中，中国人“每一个事情都没有完成就到了下一个时间段”。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就开始热烈欢迎下一个时间段，把上个时间段遗留的东西忘了。“中国人很喜欢新科学、新技术，这也造成我们比别的民族国家更快地同质化。”

许子东则从另一个角度谈到这个问题，他说王安忆、莫言等作家令很多文学界的人很气愤和羡慕。“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为什么我们当代文学的一线作家还是这么一些人？”他认为，这是因为这四十年中国文学界和过去不一样。从20世纪开始的一百年中，每隔十年就要把前面文学的主人打倒。五四时期要撇开晚清，三十年代要抛弃五四，四十年代延安要否定三十年代，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也都把过去的全部推翻。从王安忆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之后，这四十年来很多人都在召唤革命，希望重新检讨80年代、重新反思90年代，“都是思维惯性，觉得十年二十年过去，总可以审判你了吧？”但实际情况是，相对和平的非战争状态中，市场的巨大制约，加上知识分子不断地反省，四十年来没有出现大的风波，使得王安忆等人一直都站在第一线。

在活动现场，许子东说：“我肯定知道苏童接下来会写什么，也大概也能猜到余华、贾平凹接下来会写什么，但我猜不到王安忆接下来会写什么。”王安忆说，这是因为她自己是一个材料很少的人。她听阎连科等作家聊天都觉得“非常非常羡慕”，而她只能从他者的生命里去找自己可以写的材料。对王安忆影响至深的一件事，就是她1983年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，在那里，遇到了主流以外的弱势国家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，比如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南非。王安忆原先以为自己有包括知青生活在内的很多经验，但“当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在这么多的特殊经验里边，我的经验显得特别空虚，软弱，存量不足”。一路上，中国台湾地区作家陈映真也给她介绍自己的同伴，都是参加了保钓运动的激进左翼分子，和他们在一起，王安忆拓宽了自己“受难的境界”。